作者：pigfeetdig

年前上MSN，遇到前女友，她正在待产，本来我不疼不痒的和她说说要注意宝宝健康，产后一定母乳喂养等家常话．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来句，”你别以为国内现在生活不如你好，咱们班同学的都混的好着呢，我们想出国也可以出国玩，你在美国待着别回来了，现在出国的人那么多，你回来也没什么优势．”于是她有声有色的和我炫耀她体贴的老公和幸福的生活．我平静的告诉她，我从来没觉得我和你们比有什么优势，中国现在很有希望．
　　
　　我承认，还和我打着交道的同学在北京生活的都不错，包括我前女友，他们的生活指数都比我高．他们房子住的比我大，我在想着怎么节约房租，他们在想买大房子体面．他们车开的比我好，我买省油的旧车，他们有的是新的房车甚至SUV，要气派．伙食就更别提了，他们有能力经常下馆子，我买青菜卖肉还是要等减价．
　　
　　但是我以我耳闻目睹，我对中国的未来有并不是那么乐观．我并没有把我的担心说给她，她那么争强好胜，我怕我说什么，她会觉得我是和她较劲，动了她的胎气．
　　
　　我去年回去北京过一次，北京的繁华是美国很少见的．但是中国的浮躁也让我深深的不安．虽然我在美国，但我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学习，工作一段时间，我还是想回到中国去，那里毕竟是我的祖国．但是我现在在中国看到很多事情都非常的不习惯．
　　
　　我的同学，高中的大学的，一般都有一两万月薪，甚至有三四万的，最少也有5000多．他们大多数的确生活的不错．但是我也看到，在北京那些林立的餐馆下边的招工启示，招收服务生，每月800．看着那些馆子里边热情洋溢的服务生年轻小伙子小姑娘，想想他们的收入，这样的贫富差距使我不安．
　　
　　我的小表妹，大学毕业以后从山西来北京工作，住在我妈为了将来养老在北京买的东四环的70平的小房子里，象征性的付六百月租，打理下物业费水电费就好．我去见她，她虽然有4000来的工资，可从不敢多花一点钱来打扮自己．她说，他妈（我表姨，在山西小城镇）没工作，钱可不敢乱花．
　　
　　马路上，人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就争吵或者动手．互相避让一下互相理解一下就可以过去的小矛盾，偏偏要激化到互骂互殴．汽车在为快一分钟抢道，人在为一点小事争强．
　　
　　银行里，排队领号办理手续的人，可以为了一个夹塞的人失去原有的秩序，一个个争抢着去抢位置，拉扯并高声叫骂．我去找保安说，你能不能管下那个夹塞的人，让大家恢复秩序，保安说，你去找经理！我真不知道银行的经理还要去管理夹塞的人．我也不知道银行的保安是不是就和田里边的稻草人一样，如果真有劫匪，连夹塞的人都管不了的保安除了报警还能做什么．
　　
　　去海淀一派出所办事登记，有个老大爷带着一条小狗在里边好像是在办暂住证，民警让他把狗带出去，他似乎不放心他的狗，死活不出去，于是民警就要他什么狗证，没有就要没收他的狗．眼看一场冲突又要开始，我赶紧过去劝开老大爷，说，大爷您要是放心我在门口帮你领着狗，你先办事．老大爷一脸狐疑说，我又不认识你，这狗是我宝贝．我说您放心，我对您的狗没感情，你快点办完就是了．于是领着狗门口等他把事情办完了我进去办我的事．其实这个在海淀派出所的民警对人的态度相当的不错的，对这个大爷也比较的客气．我到另外朝阳的一个派出所办事，那里的民警态度比海淀的差远了，一个个虎着脸，年纪比我还轻的年轻民警对来办事的人吆三喝四，对年纪大的人一点都不尊重，对外地人更是蛮横无理．
　　
　　坐公共汽车，车上的人红着眼睛找座位．一个人站起来买票，另外一个人就可以一屁股坐下去，于是一场争斗开始．我全程站在一边，有座我也不去坐，我想，一个座位对一个年轻人根本不算重要，他们所争的，不过是一种意识，一种状态，可能这对于现代年轻人非常重要．
　　
　　有一些北京人还存在着对外地人的歧视，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文化背景似乎无关．我在北邮门口看到个北京人和外地人争吵，身着光鲜似乎很有文化的北京人用鄙俗的言语咒骂外地人，他仿佛只能看到外地民工不标准的普通话和比较邋遢的外型．但是他似乎意识不到北京的每一个建筑都凝聚着外地来京民工辛勤的汗水，他们用他们的劳动换取微薄的酬劳，给北京带来了繁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的确有很大的提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邓公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其他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个话还远没有应验，甚至走到对立面去了．现实仿佛是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两极分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最大的功劳是提高了人民的生产效率．然而生产力纵向相对于30年前肯定是有提高，横向的和中等发达国家比，水平还远远不够．高效率是靠着中国人的高强度工作搞出来的．在国外，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雇主就要付双倍的工资，这点在中国肯定是很少的，所以低成本而早就出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分，在我看来不是什么美誉，而是外资和买办压榨中国普通劳动者而造成的恶名．
　　
　　美国最霸道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的军事武装．他们最霸道的是他们的美元霸权．20多年前他们用他们的美元霸权狠狠的把日本30年的发展吃了个膘满肠肥，现在，似乎他们又要咬住中国．
　　
　　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对于那些一月有万元以上收入的人来说是好事，可对于大多数工资在3000人民币上下甚至的人来说就是噩耗．同样花3000美元出国玩一次，原来要2W5人民币，现在2W就可以了，高收入者快乐着；　一件商品，原来出口是100美子，现在还是100美子，以前换来820人民币里边大约有100是工人的工资，现在换回来700人民币又有多少是工人的工资？要想保持原有的收入，工人必须多生产产品，保证工厂的利润，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工资还和以前一样甚至少了，而国内的物价又再涨，人民币升值苦的是低层的百姓．

　　中国貌似囤积了大量的绿色钞票，我们的朱总理曾经着实为此深深的自豪过，到处炫耀．如今又买了美国人的大量债券，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是我仿佛看见美国人在偷偷的乐．
　　
　　中国人在存美子，美国人在举债．而印刷美子是美国人干的．美国强迫石油由美元来结算，那么价格也就是他们订的．中国是”世界工厂”石油是工业黄金，不要光盯着汽车燃油，那只是石油的10%以下的作用．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工业生产于是在补贴石油价格，稍微一点点涨油价，企业和民众无不怨声载道．而美国却任由石油价格飞涨，八年以前美国的汽油是不到2美元一加仑，现在几乎快到了5美元，美国人的最低工资涨了超过50%，中国的低收入者，收入涨了多少呢？
　　
　　美国人在用中国人的钱打仗打伊拉克，07年军费5000亿，08年8000亿，美国人对他们的士兵的优待是出名的，现役士兵的工资不低于一般白领，退役士兵可以享受终生医疗保险，退休以后可以拿双份退休金，老兵上学全免学费且有补助，租房子租金低于一般人，差价国家补贴，老兵将来买房子甚至地产税比一般人低，这些好处，扒拉着手指头算算，一来二去，买单的原来都是中国人．中国储存的美元，中国借给美国人的钱，三年前能买若干石油，若干黄金，如今又是多少？

　　中国的国民财富就这样被美国慢慢的蚕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财富的支配权并不在中国老百姓的手里。有权支配这些财富的一些官员和专家，不知道是无意的或者是有意的，并没有好好保护这些财富，被美国以并不高明的方式卷走。
　　
　　相对应的，某些官员贪腐了，钻了监督不利的空子，用一个帖子里边的话说，中国的一些官员用脚给民主投票，跑到西方国家来了。国家的钱，百姓的钱，可以不好好管理，自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搂，他们的子女配偶来到西方就买别墅买名车，和一般的移民完全不一样的架势。
　　
　　这样的人多了，甘于清贫的中国人，相信党和政府带领他们奔向小康的中国人，自然就少了。

　　中国大环境的浮躁，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勤良恭勉的老百姓，正如我前边描述的，月入800的外地来京的服务生可以和收入几万的北京高级白领和平共存，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可以说是很珍惜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可想这份收入比他们在家乡要好一些。
　　
　　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能否长久，这些小姑娘小伙子没有切身感受到和他们同样年龄的一些人的奢华无度。也许这些小姑娘小伙子相信来到大城市，就是一个机会，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创造出比父辈更好的未来，但是等待着他们的，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的么？
　　
　　例如我表妹，她有文化，在北京很知足，和她聊天，她似乎接受了她在待遇上不如北京人的事实。这种思想是如何灌输进去的，作为生长在中国的你我，大概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不认为这种方式能够永远的保证社会秩序的平稳和谐。都是人，都在努力工作，20年前按劳分配的口号可以让勤恳的中国人拼死工作，但是当人们发现事实和口号大相径庭的时候，还能保持平衡的心态么。

　　我看到杨佳残杀民警的事情，我看到标题，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杨佳肯定是其貌不扬，来自收入状况不好的家庭。被残杀的民警是无辜的，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仅仅让杨佳一个人背负责任，就是把他凌迟了千刀万剐，我保证，这样的人将来还会层出不穷。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一些心气高却看不到希望的人自暴自弃。犯罪的快感和作为罪犯被惩罚，也许是他们唯一宣泄的方式
　　
　　现代中国是一群信奉马列的小资用语言鼓动一些赤贫的无产者建立的,那些领袖可以说很聪明很伟大，但是他们也清楚，脱离了群众他们什么也不是。如今，他们的后代，有没有记住他们的祖辈是怎么打下来的江山呢？　如果这个现代社会还在分化阶级，让特权阶级，让买办阶级，让资本阶级占据了社会的大量财富，那么新的无产者真的变成流氓无产者以后，烧杀抢掠对他们来说只是谋生之道。枪毙和饿死，哪个更难受一点？
　　
　　更何况，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的并不是一顿饱饭而已，再穷的人，也有自尊，也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精神上追求平等的权利。GCH主义只是一个海市蜃楼，没有任何一个DY对这个抱有任何幻想，但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中国社会是必须的。绝对公平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可是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穷人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准。所以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美国会讲有一个“美国梦”。在中国，人也是一样，一个穷人，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们总要通过一个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诚实劳动不能改善一个穷人的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却看到肯蒙拐骗或者暴力犯罪能得到利益，他们会不会铤而走险?

　　对于现代社会来讲，中产阶级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他们暂时衣食无忧，但是他们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向往。这些人踏实工作，是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源动力。但是他们是不是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呢？
　　
　　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比低收入者更容易被激怒的一群人。他们相对有更多的文化，他们对现状也许很满意，这些人大多是我那些老同学，月薪5000到4W的一群。暂时衣食无忧，但是我相信他们远没有生活在世外桃源的那种心态。工作的压力是每个人要面对的，这可以抛开不讨论。但这些中产者，一方面抬眼望去看到那些特权阶级买办阶级和资本者的奢侈，心里是什么感受？据我所知他们满还是有些腹诽的。另一方面，他们对底层劳动者却并不能不防范，他们知道，当底层的劳动者绝望了，要犯罪的时候，中产者是最容易下手的目标。所以你看吧，北京家家都有防盗门，三层以下都是防盗窗。他们很少相信陌生人的好意，中产者生活在不安之中。
　　
　　他们的精神是脆弱的，股市跌了，他们会受不了。没买房子，房价涨了他们会难受，买了房子，房子跌了，他们会割腕。中产者被朝令夕改的政策摆弄的神经脆弱，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次动荡，现在的平稳生活就会灰飞烟灭。毕竟，他们也见到过，曾经的那些衣食无忧的老工人，下岗后现状的窘境。

　　那些从改革得到最大利益者，是否十分安于现在的生活呢？作为处于食物链的最高层，他们心里很清楚，现代的中国并不是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安定团结一团和气。他们中除一小部分通过诚实劳动再加上近乎乐透几率的机遇得到财富上的巨大成功以外，他们的大部分是通过权钱交换或者严酷剥削底层劳动者得到的财富。这些钱，他们拿的并不安心，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可以隐藏自己的良知但没有人能泯灭自己的人性。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所依靠的权力不存在了，他们的财富可以变成新生权力眼中的肥肉。
　　
　　中国财富榜上，仿佛前10名里除了一个搞太阳能的企业家以外，多数都是房地产商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而隐性富豪又有多少，出了名煤矿老板又有多少技术含量使得他们有巨额的财富？他们奢侈无度，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找一个法官，找一个会计，找一个刑警，在KFS的账本上查一查，在一个煤矿看一看。我估计，三成的KFS开发商有土地竞购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三成在资金和税务上有问题，煤窑老板六成的煤窑安全有隐患，我这样说，有人质疑我是在造谣么？我这样说不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暴利的获得如果是合法的话，那么本身政策也就是不合理的了。一个企业毫无科技含量的暴利，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不管是经济还是人文，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是个有意思的国家，中国人有无以伦比的思想素质。30年前，中国人受到的是绝对的社会主义传统教育，现代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中老年人眼里，在他们那个时代，几乎全部是犯罪。即便是10几年前接受的初高中教育，政治课本上也在严肃揭露着旧社会和外国剥削的丑恶。和我一样的同龄人应该在初高中学习政治的时候背过西方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英国的农场主为了养羊卖羊毛，把人赶走建立牧场。那是发生在18世纪19世纪英国原始积累的时候，原始资本家对普通人的剥削。中国的经典教科书以此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的没有人性和恶毒。中国现在在建工厂，建商品房，是不是就是一团和气，迁出者心满意足呢？如果不是，那么套用经典教科书的理论，又是个什么运动？谁吃谁？
　　
　　所以中国人躁动，中国人不安，20年前曾被青少年唾弃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行为，正在中国愈演愈烈着。当年学的越认真，越思想觉悟高，现在看起来反而显的和政府不合拍，很反动。
　　
　　如果中国是印度，或者是一个从殖民地国家缓慢转变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对资本积累的承受能力相对应该要强大的多。而事实是，老中青三代中国人，接受了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教育。当近似历史的剥夺普通国民的资本积累在中国进行的时候，高层在却在讴歌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样的反差，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可以被想象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中国人的浮躁，也源于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清醒。为了金钱，有些人在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中国的资源，中国的环境，中国的人力，甚至中国的道德底线，都在和金钱较量的过程中作了阶下囚。出卖中国这些东西的人，他们有一定的权力。大多数对此痛心疾首的人，阻拦不住这种贩卖国家的行为，他们或许在网络上疾呼，普通的民众看了，无能为力之余更加不免浮躁。老生常谈，中国的稀有金属的储量占世界的70%，没有稀有金属，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就根本无法进行。而地方官员和企业的贩卖行为，使中国的大量稀有金属卖到国外换取“外汇”。重要的资源，鸡贼的外国人买来储存，我们换来了美元日元，而我们拿同样的美元去买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市场份额，美国人答应不答应？我们拿日元去买中日中间线以东的天然气开发权，日本答应不答应？有识学者大声疾呼，中国要停止过度出口稀有金属，严厉打击走私，否则我们将给子孙留下一个空架子。我看到只能一声长叹，贩卖的官员和走私的企业主，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子孙，哪有想到中国人的子孙呢？有了钱，他们的子孙可以移民，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和他们又能有什么关系？　中国人浮躁，因为多数人知道，这样的贩卖，过了今朝，今后再也不会有机会。而留下来的，是子孙的无奈。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并不避讳我这个中国人。他在讲到环境的时候，说美国本土对芯片只进行设计和研发，真正的规模生产在东南亚台湾和中国大陆。因为芯片生产对环境的伤害太大，在美国要处理这些废料的成本太高，所以生产线放在亚洲。乱扔一个报废手机对环境的污染，大过回收100个铝制饮料罐子对环境的保护。所以废弃芯片也都是给中国和东南亚钱，让他们去处理。我相信中国的管理者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弊端，而他们为了钱，建立了工厂，却没有有效的处理工业废料，任由工厂排污到河流山川，然后为了钱，再收来外国的废品，当中国的田园风光变成穷山恶水的时候。有一小部分人攥着手里的美元日元离开这个国家，而普通的民众，他们能够保证一颗平常心，不躁动不安么？

　　中国人的浮躁，也源于对道德观和审美观的迷失。
　　
　　谁能告诉我芙蓉姐姐为什么红遍网络？我到现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会受到媒体的追逐。我能做出的勉强解释，就是在人们在极端追求物质生活后空虚而产生的以丑为乐的无聊心态。
　　
　　嫖娼这种行为是丑恶的，但是从政府到人民已经默许了这种交易在中国存在的现实性。主流官方舆论上，妓女这种行业还是被谴责的。但是在人们内部的讨论中，色情业和妓女已经被相当一部分人理解。妓女里有被坏人为了钱被逼良为娼的，妓女里有为生活所迫的。而色情业，那种低级的色情业，解决了很多没希望娶老婆却没有经济能力的底层男性劳动者的生理问题，相应的，强奸杀人等恶性案件也相应减少。
　　
　　但是这不是正常的，这是被动的接受了一个社会丑恶现象的合理性，究其根源仍旧是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丑恶。当道德底线在为不平衡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让步的时候，恶性循环就会开始。人们的理性遭遇挑战。

　　呵呵，今天不再写了，谢谢留言的人们。如果没被和谐，改天来写如何减轻中国人涌动的浮躁，怎么样比较平和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不过一点先要先陈述下，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再有革命，中国的现状不允许再一次革命倒退二十年，中国人苦难了上千年，在现代社会要避免经受动乱之苦，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手无寸铁的去对抗国家机器（警察，军队）那样只能亲者痛仇者快。更不要指望，一次暴力革命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当年的国民D比如今的D里部分人的贪腐不管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被暴力推翻，中国无非是一个利益集团赶走了另外一个而已。
　　
　　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国人可以试图从小至大，一步一步设立自发的有组织的，自己的维权机构。下次再谈。

“限塑令”很傻很天真--论立法幼稚病
立法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严肃、严谨、严格的，‘限塑令’暴露出了立法上许多被忽视的细节问题。
第一. 善恶不分，滥用处罚
法律是用来规范社会行为的，立法初衷是扬善与罚恶；扬善类立法重在激励而辅以处罚；罚恶类立法则重在处罚而辅以激励。
“限塑令”的初衷应该是倡导环保、节约资源、科学发展，属于扬善类立法，所以应该以激励为主辅以处罚；可是“限塑令”号称要‘引导、鼓励群众’，采用的却是用‘有偿使用’这种变相对全国人民罚款的方式来‘引导、激励’，这种激励方式不敢恭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者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免费的塑料袋，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限塑令”采用实质是罚款的方式来倡导环保，从社会心理上就容易产生不爽的感觉，让人更多地是将自带购物袋与避免罚款联系起来，带来负面效果；如果改成自带购物袋可以适当奖励积分或者是折扣等方式，则会产生有环保意识得到了激励肯定的正面效果；虽然‘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本质一样，但是心理感受会大不相同，所以：立法一定要考虑公民守法时的心理感受！
第二. 放火点灯，为上不尊
塑料袋能够被如此广泛地使用，是因为它给公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并且价廉易制，可以回收再利用，迄今没有其它包装材料综合性能价格比能出其右，可以说塑料袋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它造成了白色污染是事实，但却不是其本身的错误，而是人们以前忽略了这个问题，以人类现有的智慧，解决白色污染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可采用“限塑令”却是下策。
要说到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汽车的危害不在塑料袋之下，为什么不去发‘限车令’？我国每年公车耗费都达几千亿元，如果将这些钱用于举世罕见的汶川地震灾区，能够重建好几个了！现在海陆空公共交通网基本完善，可是为了公仆们的屁股能够更方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而涉及公民日常生活最常用的日用品，却要动歪脑筋去‘鸡脚杆上刮油’，真可谓‘屁股决定脑袋’！
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什么？还不是让大家生活得更轻松、更随意、更方便，什么是民生？小小的塑料袋就关系着大大的民生，“限塑令”对此考虑得很不周全，所以：立法一定要考虑‘官生’与‘民生’的和谐！
第三. 缘木求鱼，自以为是
塑料袋导致白色污染的关键是回收环节衔接不好，解决好了这个问题用更多的塑料袋也不会产生白色污染，当然这绝不是鼓励滥用塑料袋。
难道有偿使用的塑料袋不会污染环境？难道加厚的塑料袋不会造成白色污染？难道超薄的塑料袋不能回收利用？要相信人民群众的觉悟，绝大多数人不会没事以丢弃无偿塑料袋取乐的；要相信民族的智慧，设计出一种能够利于回收废旧塑料袋的小家电，并且制定出相应的大众可以接受的配套回收激励措施不是难事。
人们之所以将塑料袋作为垃圾，一是将其用作垃圾包装袋图方便省钱，二是塑料袋收藏太占空间又不便它用，三是回收渠道、方式、便利性上都令人无法接受，四是作为垃圾扔掉又不犯法，五是过去对白色污染认识不足，共同造成了目前的窘境。
制作塑料袋的材料只要适当加温、加压就可以将其压缩到很小，以便于存放及携带，超薄袋可以压缩成纽扣大小，加厚袋可以压缩成电池大小，如果可以用这些预处理过的塑料块到市场或社区方便地换取环保垃圾袋及一些日用小商品等等，而不是要费力不赚钱地卖到废品回收站去，垃圾中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白色污染？设计一些具有这样功能的小家电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给家庭和相关有需要的场所应该不是很难，相信大家为了自己的家园更美丽不会吝啬这举手之劳的，设施加措施才能更好地消灭白色污染，靠环卫分捡是吃力又低效。
中华的智慧更多体现在于疏导而不是堵截，在于灵活的化解而不是粗暴的命令，在于中庸的平衡而不是偏激的极端，一定要找准问题的症结采用恰当的方式去解决，所以：立法一定要切中其要害并化解于无形。
第四. 抓目弃纲，扬汤止沸
‘抓纲治国’是正道，釜底抽薪见真功；立法的公仆们到过垃圾场没有？分析过生活垃圾的构成没有？做过塑料袋与替代品的资源、能源、环保、经济性对比没有？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免过渡包装、科学引导环保消费习惯、有效可行地回收利用可再生资源，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孤立、突兀、强硬地抛出一个设计不完善的“限塑令”于事无补，只能徒添笑柄、自毁形象；现在吃喝浪费依旧，可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何在？‘住房贷款新政’现行，可是暗渡陈仓妙招迭出……为什么？
超薄塑料袋禁了，可是加厚塑料袋呢？有提手的塑料袋禁了，可是无提手的呢？塑料袋禁了，可是塑料膜、易拉罐、饮料瓶、利乐包呢？除了超薄塑料袋还有很多不环保、不节能、耗资源、浪费钱的包装材料怎么限或禁？拿根稻草提着块肉那是相当环保了，可是挤公交、上地铁合适吗？洗一个布口袋所用的水和清洁剂付出的能源、资源、环境代价丝毫不比一个超薄塑料袋少；重复使用未清洁好的包装袋如果造成了食物污染而影响了健康，难道要：医药诚很贵，健康价更高；若为‘限塑’故，二者皆可抛？
‘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法律如果要关上一扇门，也应该考虑好打开一扇窗，要改掉不好的消费习惯最好的方法是找出可替代的更好的消费方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一限了之，只有良好的愿望远远不够，需要有良好的操作细则配合才行，所以：立法一定要靠智慧而不能意气用事。
第五. 叶公好龙，口惠无实
张口落实科学发展观，闭口大力科技创新，可是纵观“限塑令”中：一禁止、二有偿、三处罚、五造势、六追究哪里看得到科、创两字？唯有‘四回收’还有几分道理，可是却口号响亮而操作性不强，法律文件必须是可操作的。
我们科技创新在理论上提得很高，但具体操作环节能力不强，很多专利、标准、首创受制于人，此次“限塑令”的出台不也是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限制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使用’而跟风的吗？为什么就不能争点气，全面系统地谋划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从标准制定、产品开发、设备研制、专利保护、推广策划、时尚领军等诸多方面对商品包装、存储、物流、销售、使用等环节来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创新呢？将节约环保推上一个新台阶，并带动我国相关产业迈入世界领先行列，引领风气之先。
主要思路是大包装储运，商业销售分包，家用器具革新，商品成本降低，回收渠道重建，生活质量提高。具体细节有意者可致电：tianyunshan@21cn.com探讨，此处如展开恐中华又要失去先机。
‘提倡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其实重吃大锅饭更加节能环保，要不要倒退几十年呀？人类能够进步主要是因为能够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逃避倒退不是好办法；所以：立法一定要系统、周密、科学、前瞻地给出可操作的解决问题之道。
我曾经在“诸法之根--公平合理！”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55771.html  中强调立法的根本在于公平合理，现在看来立法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细节对成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啊！立好法之路漫漫兮，吾将上下求索。
2008年6月7日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2008年6月6日 星期五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在国难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为无数的生命丧失而悲痛，也为太多的动人故事所感动。我们从大救灾当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也发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这是一次历史的时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抗震救灾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制度和人性。

社会组织仍然缺席

2003年SARS时期，我曾经作过一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在抗击SARS当中社会组织的缺席。五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整个灾区成为一片废墟，政府瘫痪，有些地区发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乱。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劫、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当然，随之大量军队和武警的赶到，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然而政府不是无时不刻无所不在的，更不是万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复秩序，就需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来就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紧急关头，便会发挥作用。这样即便政府的管控失灵，社会也会立即自我运作，重建秩序。这些组织可以是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比如家族、同乡会、宗教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也可以是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同会、兴趣组合、社会文化协会等各种NGO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如今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太匮乏了，不是形同虚设，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号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领袖。而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

在这次大救灾之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奉献爱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却碰到一个尴尬：无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有效地结合到抗震救灾之中。我看到一个志愿者写的博客，这些志愿者们在政府部门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车站码头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志愿者无活可干。个中的问题在哪里？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能力比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缺乏组织。你看当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时间抢险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种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是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一盘散沙的国民，要做好事、献爱心也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高瞻远瞩，深明现代化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把社会从政府的管控中分离出来，赋予社会以自主性活力。社会要有活力，有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主性。而社会是否能够自我组织化，是“大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诚然，社会组织的活跃，可能会增加群体事件的风险，但也有另一面好处，即减少群体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为往往由无组织的乱民自发形成，而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或价值群体，即使与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发生冲突，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议空间。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其与非理性的乱民打交道，不如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对话沟通。毕竟在大部分场合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爱心最忌讳的是被强制

每天看电视，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不安，总会问自己：我能为灾区做点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线救灾，于是捐献善款便成为大部分民众和单位表达爱心的普遍方式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募捐不应该成为一场运动，不宜以行政为主导的传统动员方式强制推行。现在大部分的募捐都是通过行政单位发动。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钱，第二次、第三次便有了变相强制的意味。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攀比，甚至还有指标，异化为政绩工程。募捐本身变了味。

募捐的意义在哪里？是因为缺钱需要全民动员吗？中央政府的历年财政盈余，足够担当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职责。之所以还需要国民捐献，与其说让他们献金钱，不如说让大家献爱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过，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忌讳的是被强制。献爱心贵在自愿。爱心是人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它来自人性深处的善根，在特定时刻被激发出来。所谓捐献，无非尽自己的良心义务而已。行善之后，人们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从而产生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献受到强制，或者还来不及自愿就被动员了，一切便变了味。摊派式的捐献不仅无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长功利性动机，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们看到媒体不断报道某某企业捐了多少钱，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钱。很多单位也将职工的捐款数额公布于众，形成攀比之风。攀比善心当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来捐款的，包括姚明，后来都在网上遭人辱骂，指责他们捐款太少。本来捐多捐少都是个人爱心的表现，捐多不代表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爱心就少，每个人尽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平时用金钱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战时还是用金钱来比较境界高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道德、良知自有标准，不能也无法用金钱的标准替代。

爱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号。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种氛围将之引发。比起海外，我们的舆论和社会在营造氛围方面过于幼稚，甚至僵硬。单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务一样，拉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赈灾宣传了。没有自发的悼念仪式，没有树枝上的黄丝带，没有献给亡灵的鲜花。行政为主导的募捐，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冷冰冰，没法打动人的恻隐之心、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切同情。

海外成熟的捐助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香港一个小学，建议每个学生到图书馆参加阅读接力赛，阅读10分钟捐献10块。这种将读书与捐献结合在一起的创意，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书读过了，爱心也表示了。捐献活动不该是冷冰冰的同一个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以地震为契机，重建中国人文精神

2003年抗击SARS的时候，人们惊呼：公众人物到哪里去了？这一次，无论是演艺界、体育界明星，还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错的表现。章子怡在戛纳含泪募捐，李连杰宣布息影一年专事慈善，公众人物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我特别赞赏的是韩寒。这位平时争议颇多的“80后”青年作家，非常特立独行，在博客上公开宣布“向相关部门捐款为0元”，当人们还来不及指责他的时候，韩寒已经第一时间开着越野车出现在灾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救灾。而当其他明星们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又悄悄回到上海，宣布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韩寒的确与众不同，他的表现是所有看不惯他的人做不到的。

这几年，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世风日下”问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们变富了，但人心却变坏了、自私了。对这一说法，，本来我颇有同感，但这几天我的看法动摇了，因为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形势大坏，人心大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太多的人们表现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师为例吧。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36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自愿性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自愿性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募捐不应该成为一场运动，不宜以行政为主导的传统动员方式强制推行。现在大部分的募捐都是通过行政单位发动。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钱，第二次、第三次便有了变相强制的意味。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攀比，甚至还有指标，异化为政绩工程。募捐本身变了味。

募捐的意义在哪里？是因为缺钱需要全民动员吗？中央政府的历年财政盈余，足够担当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职责。之所以还需要国民捐献，与其说让他们献金钱，不如说让大家献爱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过，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忌讳的是被强制。献爱心贵在自愿。爱心是人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它来自人性深处的善根，在特定时刻被激发出来。所谓捐献，无非尽自己的良心义务而已。行善之后，人们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从而产生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献受到强制，或者还来不及自愿就被动员了，一切便变了味。摊派式的捐献不仅无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长功利性动机，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们看到媒体不断报道某某企业捐了多少钱，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钱。很多单位也将职工的捐款数额公布于众，形成攀比之风。攀比善心当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来捐款的，包括姚明，后来都在网上遭人辱骂，指责他们捐款太少。本来捐多捐少都是个人爱心的表现，捐多不代表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爱心就少，每个人尽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平时用金钱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战时还是用金钱来比较境界高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道德、良知自有标准，不能也无法用金钱的标准替代。

爱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号。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种氛围将之引发。比起海外，我们的舆论和社会在营造氛围方面过于幼稚，甚至僵硬。单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务一样，拉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赈灾宣传了。没有自发的悼念仪式，没有树枝上的黄丝带，没有献给亡灵的鲜花。行政为主导的募捐，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冷冰冰，没法打动人的恻隐之心、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切同情。

海外成熟的捐助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香港一个小学，建议每个学生到图书馆参加阅读接力赛，阅读10分钟捐献10块。这种将读书与捐献结合在一起的创意，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书读过了，爱心也表示了。捐献活动不该是冷冰冰的同一个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以地震为契机，重建中国人文精神

2003年抗击SARS的时候，人们惊呼：公众人物到哪里去了？这一次，无论是演艺界、体育界明星，还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错的表现。章子怡在戛纳含泪募捐，李连杰宣布息影一年专事慈善，公众人物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我特别赞赏的是韩寒。这位平时争议颇多的“80后”青年作家，非常特立独行，在博客上公开宣布“向相关部门捐款为0元”，当人们还来不及指责他的时候，韩寒已经第一时间开着越野车出现在灾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救灾。而当其他明星们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又悄悄回到上海，宣布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韩寒的确与众不同，他的表现是所有看不惯他的人做不到的。

这几年，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世风日下”问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们变富了，但人心却变坏了、自私了。对这一说法，，本来我颇有同感，但这几天我的看法动摇了，因为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形势大坏，人心大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太多的人们表现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师为例吧。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36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自愿性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这次地震损失太大了，一个西部山区的地震，本不应造成这么大的灾难，然而现实让人难以接受，需要吸取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

前几天只是在网络论坛关注消息，焦急、悲伤、愤怒交织在一起，几乎没写出什么帖子，然而需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不吸取教训，如何对得起遇难的同胞！

这次央视对灾情的不间断跟踪报道，为新闻报导开了一个好头!新闻报导一定要求真务实，报道真相，让人民群众了解实情，如果大震前的一些预兆和一些真正专家的警告能够在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决不会有如此大的人员伤亡。

今天先写这么多，震后反思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告慰遇难同胞的一种方式，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地震专家们，你们知道吗？知识分子是有社会责任的，你们拿着国家工资，承担着国家的什么科研项目，享受着各种待遇和荣誉，你们是有社会责任的。

是人民养着你们。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院（系）别：海外教育学院    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         主讲：  张春跃 

专业: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  高等数学AII授课计划表 辅导： 张春跃   

班级： H070001-03,04-05,10    （考试）             审查(教研室)：         

课程编号: H0600021S学时: 96学分: 6                    批准(院系)：         

                              第 1 页                     填表日期：2008年 1 月 24日

周次	课次	教学内容	讲课方式及课时数					作业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习题	其他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合计	9.2.2 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 9.2.3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9.3 幂级数 9.4 将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习题课 9.5 傅立叶级数 9.6 一般周期函数的傅立叶级数 第10章  常微分方程 10.1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10.2.1 分离变量法 10.2.2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10.2.3 全微分方程     10.2.4 几类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10.3.1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10.3.2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10.3.3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10.3.4 欧拉方程 10.3.5 微分方程的幂级数解法       习题课 第11章 复变函数与解析函数 11.1 复数及其运算 11.2 复变函数 11.3 解析函数 11.4 初等函数 第12章 复变函数的积分 12.1 复变函数的积分的概念 12.2 积分基本定理 12.3 积分基本公式 12.4 解析函数与调和函数的关系 第13章 复变函数的级数与留数定理 13.1 复变函数项级数 13.2 泰勒级数 13.3 洛朗级数 13.4 留数与留数定理     习题课  讲课83学时，习题课13学时， 共 96学时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作业每次6-8题	自学         自学 自学                               第17周下半周至19周上半周程序设计

教  材：南京邮电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 高等数学(上、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书：[1]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 高等数学(上、下)（第五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西安交大高等数学教研室编. 复变函数（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 薛志纯 等编. 高等数学辅导.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1

[4] 南京邮电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编写. 高等数学同步学习指导，2006

第 2 页                     填表日期：2008年1 月 24日

中国过去一直是封建帝王社会，成王败寇，想当年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你死我活地斗争，缺乏宽容、和解、共赢的思想。民主的社会人们相互平等，相互竞争，又相互宽容与妥协，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市场经济领域，人们能够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产生共赢的结果。

共赢就是相互竞争的时候，自己要发展，也允许甚至鼓励帮助别人发展，和别人一起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世界是普通联系的，大家是相互依存的，所谓兔死狐悲也有这个道理，对手灭亡了，自己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离堕落也就不远了。

三牌楼菜场前面有两家快餐店，和老板聊天，曾听到他们相互批评对方，说对方菜不好吃，用料差劲，如此等等，看得出他们心里恼恨对方，由于相互竞争，他们两家因此都做得很好吃，两个店一起还更容易吸引附近的大学生来就餐，这种共生关系两位老板是否明白呢？

……

          最大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自己思想文化观念的落后，人们思想被钳制，价值观念被误导，错误的教育让人们思维僵化，缺乏创造性、缺乏逻辑性，不追求自由平等，不追求公平正义，人们不求真理爱慕强权，这些都阻碍了社会文明进步。

    这两天胡总访日，确认中日相互不是威胁，而要长期友好合作。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不是欧美，也不是CNN，而是人民内部的管理者。好的政治制度，要用宪法和议会监督约束政府部门，象关狮子老虎一样，把管理者关进笼子。

我们头脑中的陈腐观念其实有很多，比如找对象要男大女小，还要考虑什么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其实婚姻家庭追求的是幸福快乐，那些外在的东西意义不大。再比如，先成家后立业，兔子不吃窝边草，聪明人应该学习理工科，等等，这些错误观念以文化、习俗、常理的形态盘踞在我么大脑中，形成思维定势，使我们不能达成目标，甚至忘记了目标，这些错误观念让我们思维僵化，解决问题的思路单一。

     人生在世除了追求幸福快乐之外，还有创造人生价值，这两件事都无关先后，人生旅途，哪一程没有无限风光，只看你如何把握。那些沉迷于过去，为错过什么而后悔、而遗憾、而忧伤都是没必要的。

     往事已逝，来者可追。

    诚哉斯言！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智力的竞争，专-制者企图以其个人智慧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外国的全民智慧相竞争，失败是必然的。